虽然顾景芬对编曲进度抱着谨慎态度，但有周颂配合和“启发”，编曲进展确实非常顺利。
这一版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编曲涉及的乐器并不算多，除了钢琴和架子鼓，不过是笛子、提琴等寥寥几种。经过顾老师形容的“师生通力合作”，在周五吃午饭之前，编曲工作就顺利完成了。
“下午，咱们去百花深处。”在声乐中心午饭的饭桌上，顾景芬宣布了这个决定。她说的“咱们”，是指她、夏琳和周颂。
“去百花深处g什麽？”夏琳当然知道这条名字很美的衚衕，早先去新街口、护国寺一带玩的时候，她曾经被名字x1引，拉着周颂进去逛过，就是一条破破旧旧的狭窄小巷，没什麽了不起。反倒是周颂一路上念念有词，说了些“N茶的味道真不错”“PUA一脉相传”之类奇奇怪怪的话。
“燕城音响器材厂就在百花深处。”陈媛是发过专辑的歌手，当然知道着名的百花录音棚，“它有一个录音车间，无论设备还是乐器，X能说不上特别高级，但胜在全面、够用，而且有几个不错的录音师。”
“陈师姐。”周颂现在也跟着夏琳这麽称呼，“我听说百花录音棚的条件不错，而且燕城也有音像出版单位，可我看你的专辑，怎麽都是申城、羊城那边出的？”
“咳，咱们燕城这边，做事考虑得b较全面，申城、羊城更大胆一些。”陈媛想了想，最终也只说了这麽一句。
听到陈媛的婉转“解释”，周颂不禁失笑。当前大概很难想象，过两三年以後，百花录音棚大胆得连申城、羊城都要侧目而视，b如说，内地最早的一批摇滚歌手，普遍都在百花录音棚录过作品。当然，那会儿的气氛与当前又不能同日而语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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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饭後，师生三人坐公交车到护国寺，下车後走进百花深处，又往南拐了一个弯，就到了燕城音响器材厂。厂子在一个不大的院子里，有两栋灰扑扑的小楼，录音棚就在其中一栋里面。
对这里，顾景芬显然一点儿也不陌生，她轻车熟路地找到录音棚的负责人，直接提出了要求：“我要给我学生录首歌，能cHa个队不？”
“顾景芬同志，这个……”对方是个平平无奇的中年男人，跟顾景芬打招呼时还满脸挂着笑容，结果一听到要求，立刻就变成了苦瓜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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